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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大外交|王毅本周访日,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暂停8年后重启

近期种种迹象似乎都在显示,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之际,中日两国将迎来双边关系的回暖。

中国外交部在4月1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宣布,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将于4月15日至17日应邀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并同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主持召开第四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

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是两国政府间经济领域最高级别的交流机制,王毅外长的此次访问标志着这一交流机制在暂停了8年之后重开。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王毅外长正式访日是两国加强高层交往和沟通的重要举措。希望双方通过此访增进互信,积累共识,管控分歧,进一步巩固中日关系改善的势头。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蔡亮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目前的互动是从去年开始延续下来的两国关系回暖的重要一环。而作为关系回暖的标志,中日近来也在经贸领域扩大合作、谋求上建立中日海空联络机制。

但另一方面,蔡亮也指出,日本对中国崛起的判断始终是挑战大于机遇,总体判断不改变的情况下日本会在更多的安全领域防范中国,从安全领域来说中日仍然存在矛盾激化的可能。因此,对待日本仍要保持审慎的态度。

日本推动关系改善愿望强烈

实际上,中方正式宣布王毅外长即将访问日本之前,日本许多媒体已经透露出了相关消息。这一消息一经公布,也立刻引起了高度关注。

参考消息网11日就援引法国媒体报道称,此举是两国关系变暖的信号,而正是两国关系变暖可能最终迎来两国领导人的互访。

“目前的互动是从去年开始延续下来的两国关系回暖的重要一环。而作为关系回暖的标志,中日近来也在经贸领域扩大合作、谋求上建立中日海空联络机制。” 蔡亮说。

蔡亮指出,日方的计划是利用接下来几年两国都将主办重大国际活动的机遇,营造中日两国领导人不断互访,密切互动的现状,给外界留下中日关系持续升温的印象。

早在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越南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就已经明确指出了中方的期待。习近平强调,改善中日关系,关键在于互信。希望日方以更多实际行动和具体政策体现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战略共识。

而对于领导人访问日本的态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早在今年1月29日时便指出,高层之间保持交往无疑有利于增进互信、促进合作。中方同日、韩方就适时举行三国领导人会议保持密切沟通。希望三方共同努力,为会议创造有利条件和良好氛围,确保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而现在,随着中日关系转暖,日本心心念念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时间表又提上了日程。日本共同社8日就刊发“独家报道”称,中韩两国领导人皆会出席5月9日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不过这一安排尚未得到中日韩三国任何官方证实。

不过,蔡亮分析指出,“日本对中国崛起的判断始终是挑战大于机遇的判断,总体判断不改变的情况下日本会在更多的安全领域防范中国,包括加强离岛地区的军事建设等等。日本对华战略一直是政经分离的战略,这点也不可能改变。所以从安全领域来说中日仍然存在矛盾激化的可能。”

河野父子先后来华推政经关系

进入2018年以来,日方已经先后派出两位重要人士来华“打前站”。有意思的是,这两位还是父子关系。

1月27日至28日,先是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应邀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当时就有日本媒体报道,河野太郎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加快两国关系改善势头,并着力推动中日领导人的早日互访。

河野太郎访华期间,分别与李克强总理、时任国务委员杨洁篪以及外交部长王毅展开会谈,并充分表达了日方希望进一步推进中日关系改善的愿望。

如果说河野太郎的访问注重政治的话,那么河野太郎的父亲、现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的河野洋平本月的访华的主题便是经济。尽管已经不在政府中任职,河野洋平同样受到了李克强总理以及王毅外长的接见。

4月9日在会见李克强总理时,河野洋平表示,日本工商企业界欢迎日中关系持续改善,愿为两国友好作出积极贡献。

4月10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副会长三木繁光也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此时来到中国访问和探讨很有意义。日方注意到现在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非常关注未来倡议会朝什么方面发展,并希望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在整个国际平台上良好发展。”

正如三木繁光介绍的一样,随着中日关系出现回暖的迹象,目前中日双方都表达出希望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进行更多合作的期待。4月10日,河野洋平所率领的日本访华团成员便同中国贸促会和国际商会的代表一起展开了“中日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的研讨。

中国国际商会中日韩企业交流中心主任史铭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未来中方也计划同中日韩三国商会成立中日韩工商界一带一路联谊会,促进三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交流与合作。”

不过日媒此前也援引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称,安倍实际上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计划是,将其本人提出的对外政策“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联系起来并加以推进,改变该战略牵制中国的目的,而使其变为中日两国新的合作基石。

蔡亮指出,“日本肯定希望加强同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国家的第三方合作。但日本提出让所谓“印太战略”同一带一路进行对接的问题实际是一种对冲的策略,我方应审慎对待。总的来说,在双边领域中日会更多强调合作,而多边领域日方则有可能利用一些国际经贸制度来对中国形成规制。”

原标题:陕西新规:用人单位残疾人职工不低于1.5%,6月起施行

近日,记者从陕西省残联获悉,《陕西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已经省政府常务会议通过,将于2018年6月1日起施行。今后,陕西省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按照本单位在职职工人数不低于1.5%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未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应当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办法》规定,用人单位每安排1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1至2级)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至3级)的人员就业的,按照安排2名残疾人就业计算。同时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应当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

用人单位未按照规定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应当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按上年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未达到规定比例的差额人数和本单位在职职工上年平均工资之积计算缴纳。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未超过当地社会平均工资3倍的,按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计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超过当地社会平均工资3倍的,按当地社会平均工资3倍计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对于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征收,《办法》进行了明确: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一般按月缴纳,由税务机关负责征收,残疾人联合会配合税务机关做好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工作。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规定时限向残疾人联合会申报上一年本单位安排就业的残疾人数。未按照规定申报的,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残疾人联合会应当对用人单位实际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进行审核确定,并提供给税务机关。符合国家规定免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用人单位,应当向税务机关提供工商登记、企业职工数等情况。用人单位因自然灾害,或者其他突发事件造成重大直接经济损失,可以申请减免或者缓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具体减免缓缴办法由省财政部门规定。

用人单位未按规定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由税务机关提交财政部门,由财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不缴纳的,除补缴欠缴数额外,还应按照国家规定缴纳滞纳金。

《办法》还要求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审计、税务、工商、统计等部门按照职责做好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工作。

来源:陕西传媒网

原标题:越南智障姑娘犯病滞留中国8年 中越警方助其回国

图为移交仪式现场 蔡铮 摄图为移交仪式现场 蔡铮 摄

中新网崇左4月11日电 (蔡铮 林浩)在友谊关口岸,崇左市公安边防支队启动中越警务协助机制,将因犯病滞留中国8年的越南籍姑娘梁氏水被顺利移交给了越南警方。越南警方代表说:“谢谢中国同行,希望进一步加强执法合作!”

广西公安边防总队11日通报了该起事件:今年3月28日,崇左市公安边防支队收到越南友谊国际口岸边防屯的一封交流函称:梁氏水的家人在互联网上看到了梁氏水的照片,并获悉梁氏水目前正在中国广西崇左市的一处甘蔗地务工,并随信附上了梁氏水的个人照片,请求中国警方协助寻找。

接到交流函后,崇左市公安边防支队按相关要求迅速展开调查,派出精干警力根据掌握的线索在辖区开展地毯式走访摸排,最终在崇左市江州区罗白乡强胜村江利屯村民黄期日家找到了一名与梁氏水年龄、相貌均十分相似的青年女子,但该女子患有智障,不能与人正常交流。

崇左市公安边防支队立即将该情况及女子的相片复函给越南警方,经梁氏水家人确认,该女子就是梁氏水。

边防民警通过黄期日了解到:其妻子梁氏荧(化名,越南凉山省禄平县人),2010年10月与梁氏水经中介介绍自愿到崇左市某工地务工,并没有被人拐骗,后来因工作需要两人分开。

2011年初,梁氏荧在务工时与黄期日相识相恋,并于当年6月份结婚。后梁氏荧一直在江利屯定居,并育有一子。2013年11月份,梁氏荧从临近村民口中得知,有一名患有精神病的越南女子在罗白乡附近的村屯流浪,梁氏荧闻讯后前往查看,发现该女子正是2010年同她一起来中国务工的梁氏水,久别重逢,梁氏荧喜极而泣,当天便把梁氏水带回位于江利屯的家中收留,梁氏荧的丈夫黄期日也很支持她的做法。

为了给梁氏水治病,黄期日先后垫付了1万多元的医药费。梁氏水病情好转后,梁氏荧曾多次与其交流,希望能得知她在越南的具体住址,及时送其回国,但由于时隔太久,加上梁氏水患的是间歇性精神病,所以一直未能从其口中得知相关情况。

梁氏荧、黄期日一家人把梁氏水当亲人看待,一边收留她,一边四处打听梁氏水的家庭住址。为防止梁氏水走失,干农活的时候,黄期日一家就一直带着她,直至被警方发现。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记者 刘诗平)国家海洋局19日发布的《2017年中国海平面公报》显示,我国沿海海平面变化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2017年,我国沿海海平面为1980年以来的第四高位。

公报指出,从保障海洋经济发展、促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方面,加强应对海平面上升带来的生态和社会经济问题。

沿海近6年海平面处于30多年来高位

公报显示,1980年至2017年,我国沿海海平面上升速率为3.3毫米/年,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

国家海洋局预报减灾司副司长陈陟说,我国沿海近6年的海平面均处于30多年来的高位。2017年,我国沿海海平面较常年高58毫米,比1980年以来最高位的2016年低24毫米,是1980年以来的第四高位。

公报将1993年至2011年定为常年时段,简称常年。2017年,我国各海区沿海海平面变化区域特征明显。与常年相比,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沿海海平面分别高42毫米、23毫米、66毫米和100毫米。与2016年相比,南海沿海海平面上升28毫米,渤海、黄海和东海下降,降幅分别为32毫米、43毫米和49毫米。

气候变暖致海平面上升

陈陟说,全球海平面上升,是由气候变暖导致的海水增温膨胀、陆源冰川和极地冰盖融化等因素造成的。

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1980年至2017年,我国沿海气温与海温呈上升趋势,气压呈下降趋势,海平面呈上升趋势。

公报显示,2017年,我国沿海气温与海温较常年分别高0.90℃与0.77℃,气压较常年高0.4百帕,海平面较常年高58毫米。

积极应对海平面上升

“海平面上升,加大海水淹没面积、加剧海洋灾害、破坏生态系统,产生一系列生态和社会经济影响。”陈陟说,国家与地方在制定发展规划和决策时,应该将应对海平面上升提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从保障海洋经济发展、促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等方面做好相关工作。

报告指出,面对海平面上升,应提高防灾减灾能力。沿海城市总体布局、市政与基础设施规划设计,应将海平面上升影响作为依据之一;沿海城市应急避难场所和救灾物资储备库的规划选址,应与海平面上升高风险区保持安全距离。按照沿海海平面变化趋势,需重新校核沿海城市防洪防潮能力。

同时,开展海岸带生态保护与修复。通过向陆搬迁、岸线自然化等手段,保护重要的沿海红树林、沼泽和芦苇等生态资源;开展海平面上升对重要滨海生态系统潜在风险评价。强化海岸带水资源管理,进一步控制沿海地区地下水超采和地面沉降,减缓相对海平面上升,减轻咸潮、海水入侵和土壤盐渍化危害。

此外,大力推进国际海洋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发挥我国在国际双边、多边海洋治理中的主导作用,积极开展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影响的多学科合作研究,共同应对海平面上升影响。与易受到海平面上升直接影响的小岛屿国家联合开展观测预测、风险评估和科学应对工作,构建基于海洋合作和面向未来的蓝色伙伴关系,共同减轻海洋灾害风险,共建海洋发展利益共同体。

责任编辑:张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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